“丢勒在柏林：在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寻迹大师”海报&现场*，展馆：德国柏林国立博物馆群之柏林文化广场，展览时间：2023年5月12日-9月3日

柏林国立博物馆群中有一间大名鼎鼎的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它不仅是德国最大的平面艺术馆，也是世界四大版画艺术博物馆之一。单是从馆藏超过50万幅素描及大约11万幅版画、油画、水彩画、粉彩画等作品的数量来看，版画素描博物馆就够豪横了，而从质量来说，光是提一个人名，就够它令众生顿生向往。

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的丢勒藏品可以算是世界Top级的丢勒素描和版画收藏，聚集在这里的杰作能够惊人地展示出这位“北方达·芬奇”艺术创作的广度。可惜大量真品平日里难能一见，为防止空气污染及光污染带来的损害，馆藏作品日常不设永久展示，只在特定展览中才能见识吉光片羽。

2023年是个幸运年，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推出超级纪念大展“丢勒在柏林：在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寻迹大师”，堪称打开了馆藏的最大宝箱。在一次性释放出的约120件展品中，除了全套的《启示录》、手工上色版及罕见初版《忧郁I》、超大尺寸的《凯旋门》等版画代表作，还有《母亲》、《铜线工坊》等素描、水彩水粉画等杰作，错过这个展览，想要再次集齐这些作品同场亮相，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丢勒逝世纪念版画，左：艾哈德·舍恩（Erhard Schon，约1491-1542），木刻版画（初版），约1545；右图：佚名，18世纪下半叶

丢勒崇拜

作为德国乃至欧洲艺术新纪元的奠基者，以一人之力带动北方文艺复兴的丢勒是为数不多能与达•芬奇比肩的全才，也是为数不多在生前取得巨大成功、并持续被后人铭记赞赏的超顶流艺术家。

丢勒逝世于1528年，在他离世后，纪念他的艺术品便是早期丢勒崇拜的体现。其中著名的肖像版画出自德国木刻版画家、画家艾哈德·舍恩之手，深受丢勒影响的舍恩比丢勒小20岁，他俩同为纽伦堡人，舍恩很可能为丢勒打过工。这幅肖像画的生命力极强，在之后的两三百年间仍在不断复制传播。展览现场摆在舍恩初版版画旁边的是18世纪下半叶的另一幅复制品，作品左上角添加了年份和丢勒标志性的签名。

进入19世纪，丢勒崇拜在德国的土地上掀起了新浪潮。

为什么是19世纪？

“新月圣母”（《圣母的一生》卷首图），上图：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木刻&凸版印刷，约1511；下图：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1781-1841），钢笔画，约1814/1815

1814年，第六次反法同盟联军攻陷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其中，德意志解放战争是同盟战争中在德意志战斗的部分，这场战争是普鲁士人的重要民族记忆。而对于这片土地上的艺术家来说，丢勒无疑是整个民族最重要的艺术符号。也是在这一年，被誉为“柏林的建筑师”、“普鲁士古典主义者”的申克尔二次创作了丢勒的《圣母的一生》。《圣母的一生》是丢勒三大木刻系列之一，在19世纪依旧备受欢迎，申克尔挑选丢勒的经典进行二次创作被同时代人视为爱国情怀的表达。

丢勒逝世300周年纪念仪式邀请函，约翰·哥特弗里德·沙都（Johann Gottfried Schadow，1764-1850），蚀刻，1828

1828年，为纪念丢勒逝世300周年，柏林艺术家协会在德国雕塑家约翰•沙都的带领下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纪念活动。沙都是德国古典主义最重要的代表、柏林雕塑学派的创始人，他于1814年创立柏林艺术家协会并成为主席，1816年被任命为皇家普鲁士艺术学院院长，柏林地标勃兰登堡门上的四轮马车就是他的代表作。沙都为丢勒300周年纪念典礼设计了邀请函，采用了自德国文艺复兴艺术中借鉴而来的图案和样式，邀请函上部中央是丢勒暮年的形象。

丢勒纪念庆典装饰图，申克尔（Karl Schinkel，1781-1841），石版画，1828

申克尔则操刀为丢勒纪念庆典设计了装饰图，依照图可见，中间站立的是超级斜杠大师丢勒——绘画巨匠、雕刻家、数学家、机械师、艺术理论家、解剖学家、建筑学家等等名头全是他，两旁的四位分别寓意着斜杠大师的四大技能点：风景（透视），图像（绘画），雕塑（雕塑和版画），建筑。

当时的德国长期处于分崩离析的众多邦国统治之下，国家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在一定程度上，艺术传达着人们对于国家统一、自强自大的普遍愿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19世纪的丢勒崇拜与政治挂上了钩，丢勒顶着德意志民族最伟大艺术家的头衔，出圈又恰如其分地成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标杆人物，他是德意志民族认同感的化身。

克里斯蒂安•丹尼尔•劳赫（Christian Daniel Rauch，1777-1857），左图*：位于柏林的腓特烈大帝骑马雕像，青铜，1851，©wikipedia；右图：丢勒胸像，1838

那一时期的很多雕塑作品都在歌颂德国历史与当代的伟大人物，将新古典主义风格引入德国雕塑的克里斯蒂安·劳赫是沙都的学生、19世纪德国最重要的雕塑家，他的代表作是柏林的腓特烈大帝骑马雕像。1838年，他为丢勒创作了著名的胸像。

门采尔（Adolph Friedrich Erdmann von Menzel，1815-1905），石版画，1841

著名艺术评论家、外交官阿塔纳齐·拉钦斯基（Atanazy Raczynski，1788-1874）曾于1840年代撰写《德国现代艺术史》（Histoire de l'Art Moderne en Allemagne），这本著作是研究当时德国绘画的重要资料。其中，柏林卷的扉页图出自“德国19世纪最伟大画家”门采尔之手，在他的描绘下，丢勒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在画面上方的最中央，丢勒身旁左右站立的是与丢勒同时代的另两位大神：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1472-1553）和小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约1497-1543）。

彼时，柏林即将成为这片土地上新一代的文化中心，拥有伟大的博物馆是实现成为文化中心的必选项——所以，这个城市需要出现一个拥有重要丢勒收藏的博物馆。

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成立于1831年，其初始核心是普鲁士的王室收藏。在随后的岁月中，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的丢勒收藏正是在对丢勒的崇拜、争议和研究中积累起来的，它的出现也串起了从19世纪末德意志帝国成立、到20世纪一战二战、两德统一的大时代历史，最终成就了如今世界第一等的顶级收藏。

凯旋出击

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最初的丢勒藏品主要来自两个重要的私人收藏，纽伦堡的汉斯·阿尔布雷希特·冯·德尔绍男爵（Hans Albrecht von Derschau，1755-1824）以及威廉·海因里希·冯·勒佩尔柏林（Wilhelm Heinrich von Lepel，1755-1826），经王室于1817年和1824年的两次收购后，打下了“丢勒在柏林”的地基。

能被王室收藏的藏品自然不虚，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丢勒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创作的一系列作品。这位“马克西米利安大帝”是哈布斯堡王朝鼎盛时期的奠基者，也是丢勒的支持者，丢勒在1512年左右成为大帝的御用画家。

“Allegory of the Vrtues of Dürer”，汉斯·道切尔（Hans Daucher，1486-1538），石雕，1522

德国文艺复兴时期雕刻家汉斯·道切尔的石雕作品十分到位地渲染了丢勒与大帝之间的关系，石雕内容描绘的是丢勒正被技不如他的同行单挑，类似于“不服打一架”。这位因妒忌而心生怨恨的挑战者不仅艺术修为比不上丢勒，干架也干不过，被画面中央的丢勒按地摩擦了。画面左边的人就是马克西米利安大帝，他在这场决斗中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

马克西米利安大帝的神圣罗马帝国（962年-1806年）是“德意志第一帝国”，19世纪的德意志帝国（1871年-1918年）则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丢勒与皇权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是成就19世纪丢勒崇拜的重要一环——他确实是民族符号的最佳人选。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凯旋战车”，丢勒及工作室，大型八板木刻画，德国第二版，1523年之后

申克尔曾二创过丢勒的《凯旋战车》，这组木刻版画共八板，体量已经够大了，看着确实很凯旋。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凯旋战车”，上图：申克尔，钢笔画，约1814/1815；下图：丢勒及工作室，大型八板木刻画之第一、二部分，德国第二版，1523年之后

但8块板的《凯旋战车》还不是最大的，它旁边由195块板组成的《凯旋门》才是有艺术史上最大的木刻版画。最晚在1852年，这幅原始彩版的惊人之作就成为了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上文提到的创作了丢勒木刻肖像的艾哈德•舍恩据说也曾参与制作《凯旋门》，这个订单是马克西米利安大帝亲自下给丢勒的，2.95米×3.57米的尺寸可谓气势磅礴，没有统治者能不爱这彰显大国气象的扛鼎之作。展览现场的这幅《凯旋门》是当年手工上色的原始版本，距今已有五百年历史，现世只在柏林和布拉格存有两件，你说得有多无价？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凯旋门”，丢勒及工作室，大型195板木刻画，原始彩版，约1512-1518

丢勒是他所在时代最伟大的肖像画家之一，现场展出了丢勒现存仅有的两幅大型肖像木刻版画，其中一幅的主角是马克西米利安大帝，丢勒为他创作的木刻肖像是艺术史上首个以木刻为媒介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统治者肖像。另一幅肖像的主角是丢勒的朋友、人文主义者、宫廷大臣乌尔里希·凡伯勒，将文艺复兴之风从意大利带入北方的丢勒与众多人文主义者志同道合。

丢勒，木刻版画，左图：“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约1519；右图：“乌尔里希·凡伯勒”（Ulrich Varnbuler，1474-1545），木刻

新血注入

在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成立四年后的1835年，普鲁士邮政局长、现代邮政系统的创始人卡尔•冯•纳格勒（Karl Ferdinand Friedrich von Nagler，1770-1846）为博物馆的丢勒收藏注入大量新血。当时打理纳格勒收藏的是艺术史学家威廉•肖恩（Wilhelm Eduard Schorn，1806-1857），他同时是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的首任馆长。

“犀牛”，丢勒，木刻版画&凸版印刷，1515

纳格勒收藏中最著名的藏品首推历史上被大量复制的爆款之作《犀牛》，除现场展示的初版《犀牛》之外，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还收藏有九张不同时期的其他版本。

左图：丢勒手书《纪念册》片段（Gedenkbuches），1502-1514；右图：“丢勒的生活及工作笔记”，约翰·威廉·克雷斯·冯·克雷森斯坦（Johann Wilhelm Kress von Kressenstein，1589–1657），约1625

纳格勒收藏还包括重要文稿，如丢勒的手书《纪念册》残卷，现场展示片段的内容是他丢勒亲笔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家族记录，里面提到他于1502年去世的父亲以及1514年去世的母亲。丢勒还曾根据他父亲的描述编过一本家庭编年史，原版已不复存在，只有后世的翻版留存于世，现场展示的是17世纪早期的一个翻版，由出身自纽伦堡最古老的贵族家族之一、当时的总督约翰·威廉·克雷斯·冯·克雷森斯坦收藏。从家谱树可看出丢勒有个人数庞大的原生家庭，丢勒的母亲在25年内生了18个孩子，丢勒是第三子。令人悲伤的是，丢勒家的18个孩子只有3个孩子没有夭折。

《忧郁 I》（Melencolia I），丢勒，铜版画，1514，19世纪由佚名手工上色

“研究中的圣杰罗姆”（Saint Jerome in His Stduy），丢勒，铜版画，1514，19世纪由佚名手工上色

“骑士，死亡和魔鬼”（Knight,Death,and the Devil），原尺寸丢勒铜版画复制品，原作创作于1513年，复制品约晚于16世纪上半叶，19世纪由佚名手工上色 

不过纳格勒收藏最为闪耀迷人的当属72幅手工上色的丢勒版画，虽然这些上色是在19世纪后才完成的，但架不住独特又绝美。当并称为“大师版画”（Meisterstiche）的丢勒三大杰作《忧郁 I》、《研究中的圣杰罗姆》和《骑士，死亡和魔鬼》（这幅是复刻品）上了色，这谁顶得住。

“涅墨西斯”（Nemesis / The Great Fortune），丢勒，铜版画，约1501，19世纪由佚名手工上色

“圣尤斯塔斯”（Saint Eustace），丢勒，铜版画，约1500，19世纪由佚名手工上色

“海怪”，丢勒，铜版画，约1498，19世纪由佚名手工上色

其他上色彩画也都值得细看，比如《涅墨西斯》下方的风景部分，是丢勒第一次翻越阿尔卑斯山南下前往意大利取经时路遇的风景，他将南蒂罗尔埃伊萨克河（Eisack）的河畔小镇基乌萨（Klausen）安排在了复仇女神的脚下。

“圣彼得与圣约翰治愈跛子”（Saint Peter and Saint John Healing the Lame），丢勒，铜版画，1513；乔治·马克（Georg Mack）于16世纪手工上色

在这些彩色版画中，唯有《圣彼得与圣约翰治愈跛子》是在16世纪手工上色的，上色的是纽伦堡画家乔治·马克。

“风景与大炮”（Landscape with cannon），丢勒，蚀刻铁版画，1518

除了纳格勒收藏，这一时期还有更多其他来源的新血注入，包括丢勒现存仅有的6幅蚀刻版画之一的《风景与大炮》，锈迹表明丢勒使用的是铁板。

丢勒三大木刻版画系列的“排头兵”《启示录》也位列柏林最初的馆藏之中。

“启示录”（Apokalypse），丢勒，15幅初版木刻版画&封面（1511年印刷版），1498，中左：封面；中右：圣米迦勒屠龙（第10幅）；下左：四骑士（第3幅）；下右：羔羊的崇拜（第12幅）

黑死病、饥荒、战乱、对于奥斯曼帝国入侵欧洲的担忧……面对现世一团麻的状况，“末世说”在丢勒所处的15世纪下半叶相当流行，世俗普遍认为在即将到来的1500年将发生“最后的审判”。1498年，丢勒的《启示录》在纽伦堡以拉丁语和德语同时出版。凭借版画可复制性的传播优势，15幅描绘末日审判的《启示录》带着极强的震慑力迅速风靡欧洲，丢勒一举奠定了他的国际声誉。（未完待续）